《弗兰克尔自传—活出生命的意义》书摘

我3岁时就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这大概让我父亲觉得很高兴。那个时候，孩子们普遍流行的职业理想是船员或军官，而我很容易地就将自己的医生梦想与之结合起来，一会儿希望将来成为船医，一会儿希望成为军医。不过，除了医疗实践之外，我小时候还对研究工作颇感兴趣。记得4岁时，有一次我对母亲说：“妈妈，我知道药是怎么发明出来的了！我们只要找来一些想要自杀又刚好生病的人，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比如鞋油、石油之类，如果他们活下来了，就表示我们发明了治疗他们疾病的新药了。”可是即使这样，现如今我的一些批评者还说我缺乏实验精神！大概也就是在我4岁那年，有一天晚上快入睡时，我突然被脑海中出现的一个念头吓坏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死。此后，让我用一生的时间苦苦思索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这么一个问题：既然生命如此短暂，那它的意义何在？最后，我终其一生探索得出的答案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死亡本身让生命变得有意义。最重要的是，生命的短暂并不会抹杀它自身的意义，因为过去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消失，而是被保存起来——过往的一切在消逝之前，就被保存在了“过去”。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所学所感，都被存放到“过去”之中，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使它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从事精神病学工作的愿望和需求，他就算再有这方面的天赋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他有能力成为一名精神病科医生，更要问，他为什么想成为一名精神病科医生，不是吗？一些思想幼稚的人会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为了由此获得一种掌控他人、操纵他人的权力。不错，知识就是力量，由于我们掌握了某种知识，而其他人却并未掌握，因此在这样一种由知识形成的秩序里，我们便拥有了左右他人的力量。这一点在对他人进行催眠的时候体现得最为明显。必须承认，我青年时对催眠术很感兴趣，在15岁时就能够成功地催眠别人了。我在《日常心理治疗》（Psychotherapie für denAlltag）一书中说过这么一件事：在罗特席尔德医院工作时，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麻醉师，有一天我的上司普里马里乌斯·弗莱施曼交给我一个光荣且很有前途的任务——对一个老太太进行催眠。这位老人需要做手术，却因为身体原因不适合接受常规的麻醉，而局部麻醉不知为何似乎对她也不起作用。于是我真的开始尝试，用催眠的方式让这位可怜的老人在手术中感觉不到痛苦，最后我幸运地做到了。

正如《塔木德》里的一句话：“拯救了一个心灵，就是拯救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说到这儿，我想起1930年我第一次在罗森许格尔医院工作时遇到的一个病人，她是一位著名动物学家的女儿，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已经在那里住院好几年了。还是在一个黄昏时分，我走进她的双人病房，坐在另外一张空床边沿，用恳切的语言劝慰说服她，与自己的强迫性行为告别、决裂。我耐心地与她讨论她的所有想法，驳斥她心中的忧虑。在我的帮助下，她变得越来越平静，心境越来越开阔自由，忧郁逐渐离她远去，我又一次感觉到——在陶匠的手中，陶土正在成形……

在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精神病学特别是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学习的同时，也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业余大学里有一个哲学工作小组，埃德加·齐尔泽尔任组长。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在这个小组里做了一个讲座，主题正是讨论生命的意义。我理论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在那时就已经成形了，其中一个是：我们不应主动询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要去回答生命所提出的问题的那个人，而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存在负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回答这个关于生命的问题。第二个基本思想是：生命的终极意义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将其命名为“超意义”（Übersinn）。我们只能信仰它，而且必须信仰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信仰着它，只不过没有意识到罢了。大概就是在那一年，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像往常一样沿着塔伯大街散步，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赞美诗般的语句：“赐福予命运，信仰它的意义。”

在我最后的几本书里，我又开始谈论，什么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在何种条件下这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可能蕴藏一个更高的或者更深层次的意义——终极意义。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天我路过维也纳感恩教堂，我一直很喜欢它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不过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进去过。我听到里面传来管风琴的声音，就对妻子说，我们去教堂里面坐会儿。我们一进去，管风琴声就停了，接着一名牧师走上讲台开始布道。他说到布尔格街19号的那个“不信上帝”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接着他又说：“不过不用说布尔格街这么远，就在我们后面的玛丽安娜街1号，那儿就住着一个维克多·弗兰克尔，他写了一本书——《医生和心灵》，完全是对上帝的亵渎，千真万确。”然后他便毫不客气地批评起这本书来。这时，我上前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心里担心把他吓到。显然这位牧师没有料到我会在这儿，我问他：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到他此时的布道，也就是到我刚才决定走进感恩教堂的那一刻，总共经过了多少分钟？可是我恰恰就在他布道中提到我的那一刻走了进来，这是多么小的概率？
我认为，对待这样的偶然事件，只有一种合理的做法，那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对它做出解释——我太笨了，没法解释它，同时我又很聪明地拒绝解释。继续回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开始研究哲学，不过我终究是太年轻了，没能抵受住心理学至上主义（Psychologismus）的蛊惑。直到后来，在我的高中毕业论文中（我的论文题目是《哲学思想中的心理学》，在该论文中我以精神分析为理论指导对亚瑟·叔本华进行病迹学研究），我才放弃了“疾病天生是错误的”这一想法。正如我在后来的《医生和心灵》一书中所说的：“毋庸置疑，二乘二等于四，即使这个论断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
我的那篇被阿德勒推荐给他的杂志的文章讨论的是什么主题？实际上，这个主题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我几乎所有的著述：在特别关注心理治疗中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前提下，界定心理治疗和哲学之间的界限。而我不得不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我这样，穷尽一生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隐藏在我所有文章著作背后的中心思想，而促使我写下这些文章的动因，则是我想以此克服心理治疗领域的心理学至上主义，这种心理学至上主义通常是随着病理学至上主义一同出现的。这两者共同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还原主义，此外社会学至上主义和生物学至上主义也是还原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还原主义是当代的虚无主义，它把人压缩至一个单纯的维度，即人的维度，从立体的人的空间中单独抽离出某个特定方面，将其投射到一个次人的层面进行考察。毫不夸张地说，还原主义是一种将人的地位弱化的非人主义（Subhumanismus）。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我当时为了引起女孩的注意而经常耍的一个小花招——因为单凭长相我可办不到。假如我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会很兴奋地向她介绍，我特别喜欢去业余大学听一个叫弗兰克尔的人讲课，讲得特别棒，建议她一定要去听一下——当然她很乐意随我去听课。于是我们在某天晚上一起来到齐库斯街上的一个中学的大礼堂里——这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弗兰克尔的课最受大家欢迎，听课的人很多——出于谨慎考虑，我选择礼堂前排的一个角落位置坐下，接下来，大家能够想到，当这个女孩看到和自己一起来的同伴突然站起来，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内心会是多么的惊讶了吧。

我想说的是，我给这本书取名《疯言真语》是为了告诉大家，我的意义治疗理论与心理治疗中的心理学至上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疾病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我将我的理论称为“意义治疗”，它对病理学至上主义宣战。或者，我还可以用我在第一本书里写的一句话来进一步说明：“毋庸置疑，二乘二等于四，即使这个论断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1937年我开始以神经病科和精神病科医生的身份独立行医，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小插曲：刚开始独立行医时我还差点儿被一个病人置于死地。当时我的诊室在切尔宁街我家那栋房子的4层，有一次我的父母和妹妹都出去度假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我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精神分裂症患者坐在4层的诊室里聊天，窗子开着，而且窗口离地面很近。不知怎么，这位病人突然激动起来，他大声咒骂着，准备把我从窗子扔出去。他的力气很大，我根本制不住他。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求他手下留情，也没有乞求他别的什么，而是装作一副非常受伤的样子，“你看看吧，”我说，“你这样对我真的让我很伤心，我尽我所能地来帮你，可是你是怎么感谢我的？你居然跟我翻脸了！我真的不希望你这么做，这让我很受伤。”
听了我的话，他放开我，并决定到医院去寻求庇护，因为我告诉他只有在医院里他才能躲开他的“敌人”。于是我陪他下楼去打车，在往出租车站走的路上我又对他说，要他自己为敌人的卑鄙买单简直太可笑了，所以我建议他不要直接打车去医院，而是先去警察局，警察会用政府的钱派一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这样一来，他自然就能免费享受医院提供的服务了。

几年里，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去美国的签证，最后，就在美国宣布参战前夕，我终于接到书面通知，让我去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那一刻我却愣住了：难道我要扔下我的父母单独离开吗？我清楚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被遣送到集中营。我要跟他们说声“再见”，然后把他们扔在这里听天由命吗？这签证可只是给我一个人的！我犹豫不决地走出家门，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溜达，心想：“这应该就是那种典型的急切祈求上天给予启示的情景了吧？”回到家，我一眼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小块大理石残片。“这是什么？”我问父亲。“这个？啊，这是我今天在那个被烧毁的犹太教堂的废墟里捡到的，它是一块刻有戒律的大理石碑的残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它上面的这个希伯来字母是出自十条戒律中的哪一条，因为只有一条戒律是以这个字母开头的。”
“那是哪一条呢？”我接着问。于是父亲告诉我答案：“当孝敬父母，让你的日子在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就这样，我留在了上帝赐予我的这片“土地”，留在了父母身边，任由签证过期——这就是那一小块大理石残片的故事。也有可能，其实我在内心深处早已经做了决定，我所获得的“神谕”实际上是内心良知的回音。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投射测试，如果其他人处在我的位置上，说不定在他眼中这块大理石只是普通的由碳酸钙构成的物质——不过如果说这是一个投射测试的话，那么这算不算是他“存在的空虚”（das existentielleVakuum）的投射呢？

我们再回到我被押送入集中营的那段时间。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早已料到会和父母一起被送入集中营，于是我抓紧时间，坐在书桌前写《医生与心灵》的第一稿。无论如何，我也要将意义治疗的核心思想留存下来。后来，直到我被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这本书的手稿一直被我缝在大衣里子里偷偷藏着，进入奥斯维辛之后它就被收走了（二战之后我还找回了这一稿的复印本，不过当时我的第二稿早已完成，而我在转送至奥斯维辛之前在手稿中添加的很多补充内容则永远找不回来了）。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我必须把随身带的所有东西扔掉：衣服和我身上仅存的几件物品，其中还包括我最引以为傲的多瑙河流域阿尔卑斯山登山协会的奖章，它是我被任命为登山队队长时授予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中营，而在此之前，我就在泰雷津集中营边上的那个名叫“小堡”的集中营里领略过一个真正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了，它与被称为“犹太人聚居区范本”的泰雷津集中营大不相同。我被拉去在那儿劳动了没几个小时，身上就收获了大大小小31个伤口，然后被一个维也纳来的恶棍（牢头）推推搡搡地拖回泰雷津集中营。走到营地的一条马路上时，蒂莉看见了我，猛扑过来：
“天哪！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回到我们所在的棚屋，蒂莉——这位训练有素的护士，仔细地为我包扎伤口。到了晚上，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又拉我去另外一个营地，参加一个半公开的活动——一个来自布拉格的爵士音乐家（他也是一名囚犯）为大家演奏《你在我身边如此美丽》，这首歌被关押在泰雷津的犹太人奉为民间“国歌”。
上午经历了残酷的折磨，晚上却在欣赏爵士乐，这种强烈的反差交织在一起，形成我们当时典型的生存状态：美与丑、人性与野蛮的矛盾共存。

再后来，我在蒂克海姆集中营里染上斑疹伤寒，病情沉重，能清晰地感到死亡的脚步逼近。生死之际，我心中唯一挂念的，便是我的书还未出版，不过后来我便说服自己放下这个念头。我想，如果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一本书的出版与否，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人生？当亚伯拉罕自愿将唯一的爱子作为牺牲献给上帝时，神的使者降临了；所以我也必须下定决心，自愿牺牲我的精神之子——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我的书（也就是《医生和心灵》）出版了，我的人生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集体罪责”（Kollektivschuld）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一直以来，我坚定地站在反对集体罪责这一边。在我的一本关于集中营经历的书中——这本书的英文译本仅在美国销量就达900万册，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最后所在的那个集中营的长官是一名党卫队成员，集中营解放后有消息证实，这名长官经常暗地里自掏腰包，拿出数目不少的一笔钱去附近的集市上为集中营里的犯人买药！在集中营解放之前这件事只有营地的医生（他也是一名犯人）一人知道。“这个故事还有后续：集中营解放后，营地里关押的犹太犯人将这位长官藏了起来，不让攻进来的美军找到，并对美军指挥官宣称，只有对方承诺不伤害这位长官一根汗毛，他们才把他交出来。美军指挥官用自己的职衔保证，绝对不伤害这位长官，这样大家才把他带到指挥官面前。指挥官让这位党卫队成员继续管理集中营，于是这位长官便发动周围村子里的村民募捐，为我们筹集食品和衣物。”

1946年的时候，大家还不太会像我这样站出来反对“集体罪责”，更不用说主动为纳粹分子说话了，所以我经常受到一些组织的批评。那时候我还让一个同事躲在我的家里，他曾经获得某个希特勒青年荣誉奖章，当时国家警察正在搜捕他，送他接受审判，而审判结果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死刑。这样一来，我就保护了他没有被当局带走。有一次我在法国占领区演讲时，还当着法军指挥官——一名将军的面，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第二天，一位大学教授过来找我，他曾经是一名党卫队军官，他含着泪问我，为什么我竟然这么有勇气，公开反对这样一种笼统的群体性指控。“您不可以，”我说，“您如果这样说可能是在为自己辩护。可我是进过集中营的，是编号119104的囚犯，所以我可以这么做，因此我也就必须这么做。我没有您这样的嫌疑，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

我还在集中营的时候就对自己说，一旦我回到维也纳，就第一时间去找珀茨尔，获释后我真的直奔他那里去了。由于这之前我就获悉，我的第一任妻子已经命丧黄泉，所以在这位我非常尊敬的师长的臂膀里，我走出集中营以来第一次痛哭流涕。可是我却无法为他做些什么：就在那一天，他由于纳粹分子的身份被永久革职。尽管如此，他仍然同我其他的朋友一样挂念着我，生怕我会自杀。皮特曼拉着我在一张空白的表格上签字，然后他自己将这张表格变成一份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书，于是接下来的25年里，我一直担任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主任。我刚回到维也纳没几天，便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保罗·波拉克（PaulPolak），告诉他我父母、兄长以及妻子的死讯。我还记得，我说着说着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保罗，我必须得承认，当太多事情一下子朝一个人袭来，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考验，就必须得找到一个意义作为支撑。只能这么说，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好像我必须去做些什么，好像我是注定为什么东西而生的。”哭完之后，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比忠诚的保罗·波拉克更加懂我，即使他当时只是沉默地倾听。

我毫不停歇地口述，三个速记员轮流值班，将我口授的内容速记下来并用打字机打出。屋子里没有暖气，空荡荡的没有几件家具，窗框上贴着一些厚板纸权当玻璃，我每天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将涌动在内心深处的想法口授出来——这些话语就像自己直接从我脑子里蹦出来一样。我边说边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步，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有时我筋疲力尽，一下子瘫坐在扶手椅中，泪流满面。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那些在痛苦的清明中向我奔涌而来的思想，化作滔滔不绝的话语，从我的口中冲出……

最后，变老也是人存在的短暂性的一个表现方面，这种短暂性归根到底是对于责任的唯一也是最大的鼓励——将责任作为人存在的最基本、最本质属性。因此，我想在这一本自传性的小书里，重复一遍意义治疗的准则很有必要：“要这样生活：好像你已经活过一次，而在前一次的生命中，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所以现在你要重新开始，把它们做好。”Live as if you were living a second time, and as though you had acted wrongly the first time.这段话是我有一天在梦里想到的，醒来后就马上记下来，并把它放在《医生和心灵》一书中。事实上，这样一种虚拟的对个人生活的自我回溯，确实能够增强我们的自我责任感。